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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記(之三)      東風大廈200天

          上文(之二)提到我199399日從珠海辭工,匆匆回到母親和弟弟居住的中山市黃圃鎮,當晚得以和母親及弟弟一家暢敘家常。次日清晨,我乘7時半的班車返回廣州,到達白云路那熟悉的小樓時已是11時半了。如果是現在,10時以前就該到達了。稍事休息,下午2時便趕到東風大廈珠江科技儀器公司的寫字樓,與李澤忠經理和小劉(恕我仍稱她為小劉)傾談接替小劉的工作事宜。他們當即決定要我次日上班。打工的日子一天也不耽誤。

          在這所大廈二樓的一個標準客房里,擺放著五、六張辦公桌,我每天進出這座大廈,成了標準的都市上班一族,朝九晚五的,前后約200天。

          珠江科技儀器公司是廣州黃埔開發區商業總公司下屬的子公司,經銷進口、國產測繪儀器,職工只有67人,實際是李經理個人承包性質的。辦公環境不錯,絕非珠海石場可比。有中央空調、電話、傳真、電腦,有酒店小姐打掃衛生。在不遠處(烈士陵園的北圍墻)公司還開設了門市部。李經理是個有經驗、精明而嚴格的生意人,原在國土廳工作,是武漢測繪學院畢業生,和我是同行,當時還不到50歲,也是提前下海的,只不過他的下海是經營測繪儀器,不算離開本行。

          要我頂替其工作的這位女學生劉工, 1958年入地校,1961年畢業,在地校三年期間幾乎都是我任她的班主任,并兼教大地測量專業課。畢業分配也是我主持的。這是我在地校幾十年教學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個班級,該班在校期間得過許多獎狀獎旗,當年畢業照相時前排的女生,每人手里拿著一面獎旗。他們入校時正是熱火朝天大躍進的年代,畢業時卻正面臨國家三年自然災害經濟困難時期。她們進校時,我年方22,年青教師和女同學之間常常有些緋聞,我們和女同學的交往也免不了有些感情色彩。她的父親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我對她寄予深切的同情,在長久的教學過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畢業分配時,本來她被分到本市(南京),但她不知出于何種考慮,竟幾次到我的宿舍哭求,要到邊疆去。后來,我真的把她分配到了新疆地質測繪隊(烏魯木齊)。但,萬萬沒想到這大筆一揮,竟把這位漂亮活潑的小姑娘送進了我的老同學的懷里。成了她丈夫的黃生是我測繪學院的同班同學。大約1983年他們一家從新疆調回廣州。早些年,兩個兒子先后出國讀書,一家子生活很幸福。自從我接替她的工作后,她另謀高就,至今七、八年來,仍然從事著測繪儀器經營工作,以她的精明能干,生意越做越紅火。我不敢想像,如果當年把她留在南京,她的生活道路又將如何?

          李經理和公司的所有員工都親切地稱她為劉工。因為我是她的老師,所以個個跟著她都稱我為“陳老師”。

          我的職責主要是搞廣告宣傳,聯系買賣業務,時常需用電腦打印報價單,寄發至全國各地的測繪單位。我利用我在測繪部門的許多同學和學生的關系網這個優勢迎來了不少訂單,有蘇州的、番禺的、地震隊的、肇慶的、黑龍江的、珠江水利委員會的等等,有上百萬元的業務。公司的一臺電腦以前基本無人會用,我來后發揮了大用場,還教會了其他人使用。因為要銷售測繪儀器,我對已丟了十多年的專業知識不得不復習起來,特別是進口測距儀,有的以前也沒摸過,說明書也要翻譯,又不得不復習起英語。有一次到佛山公路局講課,教他們的工程技術人員使用在本公司購買的進口測距儀,而那里大多數技術人員都是上海同濟大學的畢業生。現在想起來還有點不可思議。那次講課該單位給了我300元的講課費,我如數交給了李經理。但是他一定要把錢給我。李經理和其他員工對我十分敬重。

          在公司上班其實很輕松,有時接待客人談生意,李經理總要我陪同吃飯。公司免費供應一頓午餐。每到中午,我們幾個員工手拿飯盆,走過橫跨在東風東路上的人行天橋,到對面橋腳的一個單位食堂打飯,有時還要耐心地排長隊。飯后,通常是靠在沙發上,把報紙往頭上一蒙小睡片刻。有時打一會撲克,當時流行“鋤大D”,李經理是個“鋤大D”積極分子。

          這段時間,全國正興起炒股熱,辦公室下面陵園西路口就是證券公司,廣船、廣電股票剛發行,我開始了炒股,公司還以個人的名義墊付每人1000元集體炒股,由我和小黃掌握,沒想到后來股市大跌,實際上都虧了。

          我每天從白云路安步當車,上班大約要走20分鐘。后來請人代買了一輛舊自行車(極可能是有人偷了賣出的那種)。每天騎車上班,時間很充裕,我憑退休證每月花3元購了烈士陵園的月票,每天清晨到陵園內晨運,和眾多的退休老人為伍。俗語說:“日日太極走,活到九十九”。我1981年在學校時跟一位老師傅學的陳式太極拳,經過日久天長,后來和師傅教的原樣已面目全非了。但是,可貴的是我基本上一直堅持至今。除此之外,還參加了一期在東較場體育館舉辦的交誼舞學習班,和一些陌生的男女共舞。可惜學的舞今天已忘記得干干凈凈了。下班后,晚餐多數是簡單地煮點粉面之類,。同住的親戚媚仙煮好了飯,有時也叫我一起吃,我也不客氣,有時也光顧飯店。總之,日子過得自由自在,有點樂不思蜀。

          這時期,在廣州的十多位學生常來看望我,其中曾國勝、穆子奎等當時住在我上班的不遠處,他們有個臨時伙食團,我有好幾次到他們那里吃飯。有時還到大哥家或伯明表哥家吃飯。我和廣雅、測院的老同學常有聯系,也參加校慶活動。和本公司的員工肖工、小何很談得來,有時還相約到外面小吃或卡拉OK。除工資外,每逢過節或業務情況較好時,經理就會發點錢,幾百元到上千元都有。總之,這段日了還是過得比較歡樂的。

          日子一天天歡快地過去。然而,人往高處走,我仍不安于現狀。想在剩下并不太久的人生舞臺上,再多演幾個角色。1994年春節過后,我的打工生涯開始醞釀著又一次大的變化。

          我有一位老同學梁生,時任番禺某局副局長。經我的聯系,他在我公司購買了一大批電腦和南韓產的自動化繪圖儀等設備,總值30多萬元。因業務往來,我多次到番禺與他會面,平時經常電話聯系。當時由于整個經濟形勢的關系,測繪儀器生意十分清淡,我對本公司前景堪憂。因此,某日,在閑談之中,我像開玩笑似地問他:你們那里有否適合我做的工作?他立即說:有。原來他的一位親戚剛開始搞房地產,開發一個小區,正需要籌備一套售樓班子。不久,大約當年3月份,在他的引薦下,我與未來的老板見了面。結果是一拍即合,雙方沒有絲毫的猶豫,定下于4月上旬上班。不曾訂合同,也沒講更多的條件,只有一句話:待遇不會比你原來的差。

          這樣,我又一次要向老板辭工。4月初的一天,中飯后,憋在我心里幾天的話語不得不面對李經理說出。李經理很感愕然,說:“怎么啦!干得不開心嗎?”我其實沒有更多的理由好講,只是說:“那家公司更需要我,我考慮再三,去意已決。”沉默良久,李經理說:“最好不要走”,后又補充說:“如果一定要走,最好兩個星期后走。”我并不明白為什么還要我留一段時間,但真的不忍心立即離開。最后用折衷的辦法,延遲了一個星期,于415日到番禺報到,開始了新的(第四次)打工生活。當時,說實在的,也不知道此去是福是禍,是好是壞。現在看來,不管如何,這一改變,竟令我在番禺這塊富饒的土地上輾轉八年,可以說把生命的余熱全部獻給了番禺兩個樓盤的開發事業。

          如果說炒老板的話,李經理是我炒的第三個老板了。關于第四次打工的生涯,將在散記(之四)中敘述,這是后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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