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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壇四十年(之四)  

          重返教壇

           

          本文主要敘述我1974年至1976年的經歷。這三年是文革后期我重返教壇擔任測繪14班班主任和從教授《語文課》到教授《控制測量》的過程,也是國家發展發生重大轉折的時期。三位偉人的逝世唐山大地震打倒四人幫、文革宣告結束等就發生在這個時期。我自始至終跟隨著測繪14班,直到把他們送上工作崗位。這個班級的每個同學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深深刻印在腦海里。

          上文提到1973年,全國大中專校停招七年之后恢復招生,招的是所謂工農兵學員,口號是“工農兵學員上管改”。那時,入學不須考試,是由生產隊干部和貧下中農推薦的,學校派出人員參加錄取工作,主要是政審。當年階級斗爭的弦繃得很緊,所謂出身不好的人學習再好也被埋沒。文革后期,學校語文教研組就只剩組長黃政樞老師一人,真是光桿司令,其他老師都已調離到普通中學或下放農村。學校臨時把我抽出改教語文課,我和黃老師開始籌備開課,編寫和印刷教材,故沒能參加73年的招生工作。很難想像,文革后,全國中專校竟沒有一本合適的語文教材。因為學員入學的程度相差很大,又由于政治形勢的變化等原因,課文的內容選擇大傷腦筋,很難統一,只有各顯神通。我們兩人分工協作,但主要是黃老師執筆,完成了一本特殊的課本。內容從字詞和糾正錯別字講到語法,現代文學散文記敘文應用文到古文《封建論》等都包容在內。記不清是什么原因,這本教材拿到安徽省全椒縣印刷廠印刷,1974年元旦后送去排版,2月份我和黃老師在那里住了幾天搞校對 ,有時我們還親自在車間撿鉛字,學到了不少鉛字排版印刷的知識。印刷直到19743月份完成,趕上1974年入學的學生使用。

          197449日,是個難忘的日子。荷英和張宗文老師的愛人王曼青從浙江調回南京,結束了我們長達十年夫妻兩地分居的生活。不久,把寄養在上海親戚家的女兒逸秋領回南京了,從此一家終于團聚。她們到校不久即參加73屆學生在南郊的實習輔導工作,我帶著一雙兒女堅守在家。兒子上小學,女兒上幼兒園。

          7月中旬,又是招生季節,我被派到蘇北淮陰地區招生,722日出發。我校在該地區招十多名學生。那時是大中專校統一組成一個工作團,記得團長是南師大的校長。招生是分組進行的,在淮陰集中學習后,我被分配到盱眙縣組,大約五六個人組成,住在縣委后山坡上的招待所。這里緊靠一望無際的洪澤湖,最近幾年,南京盛行吃小龍蝦,滿城的酒家打著盱眙龍蝦的招牌,把盱眙人搞富了。那時這里卻是個十分窮困的地方。由于多年沒有招生,大批城里上山下鄉的知青和本地知青,要爭一個上學的名額,實在是難得很。說是貧下中農推薦實則還要靠打通關系,外地知青就難上加難了。被推薦的人程度參差不齊,都是從動亂中過來的,有多少人好好讀書呢!有一位我校上級局里的老干部的女兒就在我招生的范圍內,她已是臨時的民辦教師了,眼見她從山區來到縣里面試,住在我的隔壁。很想“開后門”把她招進來。但就是過不了推薦這一關,名單上不來,結果還是落選了。幸好第二年有機會把她招來了,現在是東南大學的副教授了。

          9月,這次招生臨近結束,我們都回到淮陰集中總結工作。920日我動身返校,正巧這一天,父母親和慶弟從廣東家鄉來到南京。為了給父母親接風,我特地趕到淮陰郊區的集市上選購了一只“肥”雞。當時城里是要用票買的。帶回來殺了才看到雞肚里灌滿了水,難怪屁股滾圓,在路上已見它不大活躍了。這種假冒偽劣缺德的事近年聽得多了,其實那時我就中招了。

          從此,父母親在南京居住,這段時間他們很是寬心,住吃的條件都還可以,文革受迫害的余悸逐漸沖淡,和兒孫們在一起,盡享天倫之樂。父親每天練習書法,或在街上閑逛散步。南京對他來說是舊地重游,心中在尋找數十年前舊日的行蹤。可惜沒有見到他這個時期的詩作。直到1975年春節前,我們一起到常州過年,這個春節期間是兩親家唯一的一次會面,天氣雖然寒冷,但大家相聚,十分愉快。沒想到這也是父親最后的一個春節。慶弟則在我處住了一個多月,于1022日離寧經常州上海和親戚們會面后返回廣東,他有不少詩作記錄了這次遠游的感受(見本網站賢慶詩集)。

          7410,我們迎接了這批文革后的第二批學生。我被任測繪14班的班主任。該班由江蘇安徽山東福建四省學生組成,江蘇學生占了20名,而安徽學生中有好幾位是上海市知青。50個人中有黨員七人,他們理所當然成了班級的骨干,大多是班干部和組長。江蘇學生中李國忠、孫成英、孫如霞等同學就是我這次招上來的。我招來的其他10多位江蘇學生分在地質類專業中。現在近30年過去了,他們正是年富力強,正活躍在一些重要崗位上。

             和這班學生一起的日子雖然只有兩年多,但我和他們是朝夕與共,有著很深的師生感情,有許多值得回憶的往事。

          1975年,我先教授語文課,按我們自編的教材選講其中的部分。為了上好課,我這個半路出家的語文老師還借了張宗文老師女兒的小學二年級語文課本從拼音字母學起。因為我們當年是不曾學過這個拼音方案的。

          19755月到7月,同年級同專業的兩班同學到郊區小崗下進行第一次測圖實習。兩個班級住在某單位的大院里。我和同學們幾十人住一間大房間。雖然當時我上的是語文課,但還要輔導他們測圖實習。和同學們早出晚歸,同甘共苦,同吃住同勞動同歡樂。

          1014日,兩班同學到安徽當涂進行第二次地形測圖生產實習,住在當涂鐘姑山礦區,這里居住條件不錯,基本上每組一房,在礦區食堂搭伙。但住地和測區之間隔著一條不寬的小河,每天都要搭載小船擺渡過河,而每次只能搭載56個人。我們帶著儀器腳架,坐在小船上,只見船沿和水面幾乎齊平,一旦失去平衡,就有翻沉的危險,現在回憶起來還真后怕。

          在食堂里,礦工們都習慣蹲在長凳上吃飯,凳子上沾滿污垢。有一天,我發動同學們學雷鋒做好事,把所有凳子擦洗得干干凈凈。但沒想到一開飯,礦工們個個仍蹲在凳子上,把凳子又弄上污泥。原來他們已積習難改。弄得我們哭笑不得,只好也站著吃飯。在礦上澡堂 洗澡不少同學染上了皮膚病,混身癢痛。由于測區較遠,同學們午餐是自帶的,有時在老鄉家煮,幾個福建同學善于在河溝里摸魚,然后在老鄉家煮吃。一次我正好碰上,也跟著美餐一頓。

          這個班有七名共產黨員,一天,發現有一兩名黨員和同學幾乎通宵達旦玩撲克,這當然是犯規行為,影響第二天的作業。這天一大早,我即令全體集合“訓話”。在工農兵學員“上管改”的年代,我們這些“臭老九”,當時我還是一個黨外人士,該不該管他們呢?這是一個很尷尬的問題。但是出于一個教師的責任感,我毫不客氣地批評了他們。我沒有點名,只說:“如果你是一名黨員這樣做,要考慮你的黨性何在!”從此,再沒有發生類似問題了。

          正在這時,父親在家鄉不幸病故。父親病重時,大哥和弟妹都已回到他的身邊,大哥發來電報,是發到學校的,那時的通訊不像現在,電報轉到我手上時,已過了七天。因此,我即回電問這幾天來父親的病況,回答是有了好轉,叫我不必回去了。但是,1128日中午,我從測區回住地吃中飯,拿到一封信,我帶上碗筷往食堂邊走邊看信。信是大哥七天前寫的。他告知,父親于1117日病故,一切后事都已辦完。當時,一下子,我的腦子成了真空,不知如何是好。不久我抽空回到學校。一進校園便碰見荷英。她也知道消息,眼睛紅紅的。大家心情十分沉痛。我們所能做的是隨即寄上一筆錢去給母親,以示安慰。

          為了加快作業進度,我親自出馬在一天中觀測了一條有七八個三角形組成的線形鎖,每個三角形的閉合差都很小。有時候要到十多公里外的13班住地聽形勢或憶苦思甜報告,沒有客車,幾十人來回都是站在礦區運礦石用的翻斗車上,來回顛簸。恐怕現在人是難得有此體驗的了。

          這次實習直到1217日結束返校,其時已是初冬季節,朔風瑟瑟,只見遠處山頂上已白雪皚皚。在馬鞍山火車站等車時,從廣播中聽到康生逝世。那時康生是權力極大的文革小組成員,他的逝世也算一件大事。全國的政治形勢又將出現反復。不久就大搞反擊所謂“二月逆流”,鄧小平又一次遭殃。

          1976年,龍年,中國在這一年里經受了巨大的不幸,三位偉人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于一月七月九月先后逝世,45 日發生震驚中外的天安門事件,728日唐山大地震,10月粉碎四人幫,不久宣告十年文革的結束。一個新時代開始了。回憶起來這一年真是很不平凡。

          18日,同往常一樣,我巡視完同學早操后往回走時聽到廣播中傳來哀樂和總理病逝的噩耗,心中為之一震,趕回宿舍在走廊中便聽到隔壁王曼青老師在抽泣。全國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寒假后,我的語文課結束,隨即改教《控制測量學》,離開了語文教研組回歸測繪專業科。全國政治形勢發展令人擔憂,開始搞“批鄧”。鄧小平的政治生涯三起三落而最終成為扭轉中國歷史進程的偉大人物,世人景仰。

          5月,我和余嘉龍老師帶著14班的方子巖同學(現為東南大學副教授)赴浙江省上虞縣曹娥江地區籌備這兩個班的生產實習,519日出發經上海杭州,20日到達曹娥(百官鎮)。我們住在縣招待所里,每天出發踏勘測區,尋找點位,搜集資料,落實住地和糧食補貼方案等,可謂兵馬未到糧草先行。記得531日我和方子巖同學登上了附近較高的龍會山,雖海拔只有400米,登山四望,也有一覽眾山小之感。這次的登山使我這個剛上40歲的人感到自己體力開始走下坡路了。

          66日,我打前站的任務已算完成,返校匯報工作,商定學生出發日期。這一天我永遠不會忘記,因為這次旅程使我嘗到了饑餓的折磨。早晨,我從曹娥出發,匆匆忙忙喝了一碗粥,在火車上和沿途各車站竟然找不到一個賣食品的,連杭州這樣的大站也不例外。說起來現在的年輕人不大能相信,直到下午一點在過了杭州不久的一個小站的欄桿外,有一個小販出售冰棒(廣東人稱為雪條),質量十分低劣,我也買了一根,聊以充饑。更難忍受的是鄰坐的一家去西安的四口卻不停地在吃著東西聊天,使我垂涎欲滴。他們見我無數次到站都下去尋找食物卻都空手而歸,很是同情,便請我吃他們攤在茶幾上的蠶豆,我也不大好意思地吃了幾顆。列車直到下午3時多才到達上海,我才吃上了中飯。這一次的經歷刻骨銘心。自此以后,我每坐火車,總是備足食品。其實在今天已完全沒有必要了。

          610日,1314兩班同學出發。1114班到達座落在壩基上的住地。不遠處就是曹娥江,清澈的江水自北向南而下,兩岸風光秀麗。再往南便是著名的越劇之鄉嵊縣,曹娥的故事流傳久遠。這一帶山多林密,盛產茶葉。我們將在這里進行控制測量作業近兩個月。

          晚飯后,我們喜歡到江中游泳,洗滌野外作業辛勞的汗水。一次,我游到江中央時左小腿突然抽筋。而正在此時,上游不遠處一艘大輪船快速向我駛來,我著實有些驚慌。兩岸差不多一樣距離,進退兩難。我隨即高聲告知岸上的同學,王鎖柱王道國等同學喊附近挖泥船上的人來救我,但船工根本無動于衷。幸好我是當過幾年救生員的人,我一邊仰泳,一邊自我解脫了,然后向對岸游去。中間還遇到大攤的大糞,也不覺其臭了。回頭一看那大船飛速而下。我在對岸稍作休息后,在同學們的“護駕”之下又游回來了。20025月該班同學在南京聚會時還提起我的這次虛驚。

          有一天,我只身重上龍會山去看望王道國周雪良小組。為了觀測龍會山三角點,他們住在半山的廟里,與和尚為伴,吃素菜,等待天氣合適時上山觀測。上山本來有路,但被比人還高的山草覆沒。我拿了一根棍子,一邊打蛇一邊當拐棍。艱難地登上了他們觀測的三角點。當我拖著疲憊的身體回住地時,還拄著那根打蛇的拐棍,邵誠老師遠遠看到,說還以為哪里來了個乞丐呢!

          617日,我跟于所勝小組造七家山的標時,也經歷了一場風險。那天,我們運送標材是用小船,十多里路,我和男同學輪流在岸上拉纖。陳軍良等來自水鄉的同學是駕船好手。拉纖并不是人人能體驗到的。一首歌中唱道:“妹妹你坐船頭呵,哥哥在岸上走……”,我們卻沒有那么浪漫的心境。到了山腳再把木料水泥等材料卸下,扛上山頂。七家山雖不到200米高,但扛著這么多重物也是很不容易的。我們做老師的也一樣和同學們一起扛木料,當時流行一句話:“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下午,造標埋石即將結束時,天空烏云密布,不一會驚雷陣陣。我們冒著雷擊的危險,急忙做完最后的工作,收拾下山,要不然還得再次爬這座山。夏季山區的雨說來就來,下山時已是大雨傾盆。我們誰都沒帶雨具,任由雨水淋透,個個成了落湯雞。難為了馮靈娣、黃若藕等幾位女生,跟著我們淋了一兩個小時,雖是夏天 ,個個嘴唇發黑。回到住地,伙房為我們煮了姜湯,以解寒氣。喝著姜湯,沒有一個人有怨氣。測量員這些算不了什么!這是人生的磨練!

          76日晚上,收音機傳來朱德委員長病逝的消息,李傳增同學立即找我,建議寫一條大標語,以示悼念。我接受了他的建議,立即指示學生刷了一條大標語在大路邊上。

          實習過程中,我們和當地農民相處十分融洽。我們組織學生參加農業勞動,除草割稻。有一次在水田里除草,我的動作較慢,從這頭到另一頭,上到田埂,發現小腿上沾上多條大大小小的螞蟥,一一拍打下來,多處滲出血來。當地農民對我們關懷備至,有一次下船時因為要涉水上岸,船工就背同學(記得是冷世慶和俞明發)上岸,以免他們濕鞋。我們在山上作業時,也會給我們送茶水,下雨時會主動借雨具給我們。甚至還有的房東給同學洗衣服,令我們很是感動。

          實習期間我們抽空參觀了紹興魯迅紀念館,秋瑾就義處(那時被破壞并沒有修繕)。

          728日唐山大地震,頃刻之間奪去24萬多人的生命。

          81日建軍節這天我們實習結束,踏上歸程。火車沿途景象破敗蕭條,杭州城里到處是大字報大標語,所見的公交車都沒有完整的車窗。文革把一切搞亂到了極點了,預示著光明就在前頭。

          回到學校,我們又投入新的教學工作。

          8月份,按計劃同學回省各地質測繪單位實習。我則在江蘇省各隊中巡視。

          那時唐山地震的恐慌氣氛尚未散去,人們不敢夜宿室內。在學校大操場到處睡滿人,一家一戶用薄膜搭起小帳篷,形成一道當時的風景線。我們一家也在其中。有一天夜里禍不單行,睡到半夜下起大雨,全家四口臨時搬進附近制印工廠的平房里。815日和部分同學到達連云港。在招待所里,讓好好的雙人間空著,我和同學們睡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到了測繪隊,他們也都是用農用薄膜搭起來遮擋露水,擠睡在外面。

          95日,大哥送母親到南京,此后,除了1979年她曾到湖北慶弟處一段短時期外,母親在我處居住直到1981年春節前。有兒孫的陪伴照顧,這段時期母親的生活還是幸福安康的。到廣州白云路四叔的房子建好,母親在廣州有了安身之所后,才回到廣州。19761010日慶弟有“為母親遷居南京而作清平樂一首”:六十余年,憂患總無邊。都為兒女苦熬煎。一頭霜雪堪憐。    石城再度相逢,倩誰托寄乃翁?黃土崗前秋草,應把消息傳送。

          99日毛主席逝世。那天,我正在蘇北豐縣沛縣(劉邦故里)之間看望在物探隊實習的同學,坐在該隊的吉普車上,經過豐縣中心廣場時,突然聽到哀樂聲,司機立刻停下車靜聽。聽到是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司機馬上說了一句:“中國要亂了!”

             后來,我又到溧陽看望那里實習的同學。總之,這段時間,我像個巡回大使。周游了江蘇的許多地方。

          最令人鼓舞的,莫過于這年的1018日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舉國歡騰,中國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12月中旬,這一班同學畢業了。197410月我迎接了他們,197612月又送走了他們。他們趕上了一個新的充滿希望的時代。

          1977年的元旦,學校排演了活報劇《群丑圖》。我在其中扮演姚文元的角色,花了不少功夫才把臺詞背下來,在舞臺上我吹響一支小號表達吹鼓手之本領和丑態。勞永樂兄也扮演一個角色,是演的誰我記不清了。記不清雍巧玲和崔長征兩人中是誰演的江青。反正我們四人就成了“四人幫”了。

          重返教壇后和14班同學兩年相處的日子,多么難忘!

          現在,轉眼近三十年過去了,四人幫早已煙消霧散,悠悠往事如在眼前!

          1991年夏天我和荷英到山東濟南威海榮城等地,見到了這個班山東省的部分同學,20039月我們又到福建的廈門等地游玩,見到了福建的部分同學。所到之處得到他們的熱情接待,大家相聚無比歡樂。

          20025月黃金周,14班四省一市的近30名同學重聚學校。許多人分別26年重聚首,大家感慨良多,高興萬分。(見本網頁《我的學習生涯和我的班主任》一文和照片)

          今天,我寫這篇回憶錄時,又過去兩年了,今年是他們進入地校學習的30周年,不知有沒有機會再一次匯聚一堂!謹以此文獻給同學們,作為向同學們的美好的祝福吧!

          1977年后的回憶,請看下篇.

                                     200446日于廣州澳洲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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